前言

毕竟，中华儿女的责任感是亘古的，这种责任感，同样会带来一种获得感，让我们更接受“我们要靠我们去帮助他人”，而不是“原来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没有帮上别人”。

更何况些人抛开环境、社会、经济、替代品谈市场占比，以“某日本国用的多”、“我这边曾经家家在用，现在基本没人买了”、“某日本国比我们创新好”等作为观点。

这些观点巧妙的利用了国人的爱国心理，以及居安思危、谦虚、见贤思齐焉的优良美德，吸引流量，赚足眼球，可实际上却在夸大他国成就，将我们本国的漆器贬得一文不值。

除却上文“japan”一词，是通过揪着一个非常用词汇引起注意之外，康熙也被拿出来当做例证，以其言论中“漆器之中，洋漆最佳”一句作为噱头，使得各年龄段的爱国人士颇为愤慨，可这无疑是一种明晃晃的断章取义！

康熙被记载在《庭训格言》的原话是：“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为巧，所作为佳，却不知漆之为物，宜潮湿而不宜干燥。中国地燥尘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观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潮湿无尘，所以漆器之色极其华美。此皆各处水土使然，并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国人所作之不及也。”

这段文字很浅显的说明了康熙的观点：洋地湿润，所以漆器的颜色看起来光鲜亮丽，中国干燥多风沙，所以漆器看起来不如洋地所产。因而尽管人们因此以为洋地漆器更佳，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至于雍正为什么让造办处，也就是如今BJ金漆镶嵌厂遥远的师承仿制洋漆，并没有明确的观点说明是因为洋漆“质优”。反而有证据证明，造办处的仿制品不但“质优”，而且“花样繁多”。

与此同时，所仿制的技术其实根本是唐代传出，由某日本国结合本土文化稍有改变。因而仿制行为，往大了来说这件事，便是说雍既不尊祖训，也漆器的发展史不甚了解。

除此之外，莫过于一代帝王合理的个人喜好而已。

回到前面所说，我也曾遇到过一位以某日本国漆器市场占比中国漆器市场占比相对比对比、以90年代前后福建漆器市场占比相对比、以某日本国漆器创新与中国漆器创新相对比，来说明中国漆器发展有多“差”的。

可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和“漆器受不受重视”没有直接关系，反倒是漆器厂的倒闭、创汇时期质廉价廉产品因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变成了质优价廉或是质优价贵，所以消费者购买增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替代品的增多，同样决定了市场占比的变化。

乡村、城镇的私营企业发展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国企有国家资金作支撑，此这个过程中国企倒闭，没人接手的厂子便不复存在了，产量必然骤减。

非遗中，如：毕六福油纸伞、苏州如意檀香扇厂都是国企无法自负盈亏，由个人把欠债补上，这才延续下来的。

更何况中国有瓷、铜、竹、木、紫砂等等材质，可选多样。高中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一样东西的替代品性价比高，比如不锈钢碗、瓷碗可以替代漆器碗，木质家具、简易家具可以代替漆器家具，那么替代品的销售量就会高，由此，漆器显然无法占据上筹。

以对方和我争论的漆器钢笔为例，其在中国的使用价值本就与其在某日本国无法比较。

因为我们笔的现在市场大部分是靠学生来支撑，而学生按考试规定需要使用“黑色签字笔”，买钢笔往往用来送人，或者是商务人士购买，这时候漆器钢笔的实用性和必需性并不高，甚至不如漆器杆毛笔。但在此基础上，我们国内依旧有，雕漆、点螺、犀皮漆等多种多样的漆器钢笔被制作和售卖。

正如康熙提到的环境影响漆器的外观，社会环境的干燥、湿润、腐蚀性不同，都铸就了漆器在中国绝不可能和某日本国相比较，甚至在中国境内，各个省份的环境差异极大，都注定了漆器的市场占比很不均衡。

以扬州古琴来到BJ很容易开裂为例，虽然北方的漆器去到南方没有问题，但是南方的漆器来到北方就大大降低了使用寿命。如此一来，简单便宜的瓷器当仁不让成为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