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样样看见妹妹就十样样好。
哥哥我在那圪梁梁上妹妹你在沟，
看见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一摆手。
唱着这首歌，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妹妹在圪梁梁上还是哥哥在圪梁梁上，这里的圪梁梁太多了，转过这个圪梁梁，又是那个圪梁梁。还有那些“对坝坝”“崖畔上”“沟”……，随便一处，都是这些地理地貌。在这些地方可以望得见，但要见面，还得好大一个时辰。从这个圪梁梁到那个圪梁梁可以望见的沟，有时需要大半个时辰才可以到达。这样的地形阻挡了近距离的“拉手手，亲口口”，却无法阻挡两颗心同频率跳动，反倒勾引起人急迫地想对话的欲望。
这是千百年来苦难生活练就的陕北人的“狡诈”，他们只想“唱个曲曲解心焦”，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翻不了身，他们只好以嘴里的“痛快”聊以“翻身”。后来，民歌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料想，“形象大于思维”的果实挂得招摇而惹眼：
《兰花花》只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婚姻命运不满而挣扎的陈述，可是当后来的父母再重蹈历史覆辙时自然会想起那个青年女子声泪俱下的控诉歌声；
《三十里铺》也只是木匠常永昌有感于两个恩爱的男女不得相厮相守的慨叹，可后来的人们已经把“三哥哥”和“四妹子”上升到反封建反礼教的高度去评价这两个“典型”了。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只是对一个事件的简单叙述，可它却激发了人们对打横山救穷人的游击队的真心拥护，也带动了一大批年轻人争相报名参加游击队走上革命的道路；
《东方红》也只是李有源看到东方喷薄的日出想到了解放区来之不易的即兴表白，哪里会料到一首歌真正成就了一位名垂千秋的歌手，尤其是这首歌还有舆论导向作用，促进了解放区形成人心向党，跟着领袖共同抗日的氛围。
相同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厚重的大陕北。
陕北人爱唱，陕北人会唱。陕北人的唱，其实就是言说。
频繁的战争，过度的垦荒，使陕北变得日益“苦焦”。生活不仅苦，还“焦”，焦急、焦虑、焦忧、焦心。如果说“苦”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痛苦，那么“焦”就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痛苦了。痛苦了怎么办？“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一个酸曲唱出来，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精神层面的痛苦只有用精神层面的“享乐”才能解脱。“受苦人”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连“苦”都无法“受”的地步时，只好去财主家揽工，然而“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无奈，只好替人家赶牲灵“走州县过城府没睡过囫囵觉，精尻子添夜料边添边尿”。“赶”不下去时，只好背井离乡，别妻洒泪只身走西口。“去年遭年馑，地里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地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不走西口怎能行？”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口也难走下去，最后只能卖娃娃，“山蔓蔓拿秤称稍比麦贱，荞麦花和秕谷都能粜钱。一个娃卖钱是三至五串，母子们难分离实实可怜”。这是一种比哭还难受的唱。但他们只能唱，他们没处说，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他们只能自言自语，自说自唱。他们也愤怒，愤怒到无所顾忌，“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眨眼”。本来，在生活无着、痛苦无依的境况下的陕北民众是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天的，相信上天是会睁开慧眼普济天下众生的，然而似乎老天也已经漠然见惯，熟视无睹，于是才有了这样发自心底深处的绝望之唱。这实在是对不公的旧社会旧制度的大声疾呼和呐喊，只有呐喊了嘶唱了，才能暂时解脱苦焦心情。
这就是我的大陕北，苦难的大陕北。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撕肝裂胆般的，贫穷的祖祖辈辈。艰难岁月里留给我们生命，留下传承，留下血泪痕迹的至亲的亲人。
